西安小吃久闻其名矣～下表截自顺水漂流《西安旅游完全攻略手册》

1. 羊肉泡馍，建议吃小饭馆如大皮院，老孙家和同盛祥较贵。
2. 葫芦头泡馍，南稍门风味葫芦头，柏树林的铁蛋葫芦头，土门的第一碗葫芦头 ，经二路的老李家葫芦头。
3. 粉汤羊血
4. 水盆羊肉----老白家（北广济街内），是羊肉泡馍的一种变异吃法，汤多。
5. 水盆大肉----老宋家（柏树林十子西南角）也就是把羊肉换成大肉。
6. 小炒----老乌家（北院门向西300米路北）
7. 杂羔汤----也就是杂碎汤。
8. 烤肉---- 筋，肉，腰子，外腰，考鱼等等，可以到东新街和鼓楼去吃。
9. 肉夹馍----腊汁肉夹馍。肥而不腻。秦豫肉夹馍（柏树林南口）樊记，竹笆市内。
10. 孜然炒肉夹馍----西安特有，尖椒和孜然加上红辣椒在锅里一爆炒，夹在饼饼里吃，香。
11. 蒸碗----（建西街东口向西100米路南）将各种肉制品放上花椒大料等在锅里蒸制，西安人过年主打菜。
12. 煎饼----顶顶香煎饼屋（龙首村十子向南50米路西）
13. 酱大骨头---骨头庄（吉祥村十子向东100米路北）
14. 麻辣粉----牵人（粉巷）
15. 火锅----竹园是正宗的陕西火锅，有鱼头锅，锑华锅等。与它地火锅口味不同。有机会一定要去吃！和平路和劳动路都有。
16. 蒜蘸面----绿蚂蚁对面
17. 牛肉面----马虎面（西七路）
18. 西大街桥梓口车站路南小巷里有一家卤汁凉粉。
19. 大雁塔正面的路东有一家肉夹馍和丸子汤
20. 南稍门永宁村里有一家烤羊肉，现割现秤现穿现卖现烤现吃。

（1）交通

乘坐飞机达到西安，着陆后可以先联系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站在达到出口处。从咸阳机场到西安市中心，出租车的价格是120-90元。除出租车外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在达到出口外就有，25元到达市区。据说可以在宾馆租车，500元一天可以到任何地方。

（2）时间安排

1. 西安市内至少需要一天游览，游览古城墙内的中心区，吃当地小吃。
   
2. 秦俑至少需要半天时间，比如在下午。
   
3. 华山如果去的话至少需要一天时间，甚至需要一天半；路线还需细查。
   
4. 西汉诸陵如果时间紧张可只去有庙号的四陵和阳陵（开发较好）：霸陵和杜陵半天，茂陵半天，阳陵半天，长陵半天，合计两天；安陵，平陵，渭陵，延龄，义陵，康陵可沿路略观之。

以上合计为四天半至五天时间，有四晚可以在西安市内觅食。黄河壶口瀑布一月份景观不佳，免。

（3）细节

1. 碑林博物馆在古城内；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古城南稍远，大雁塔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东面不远；钟楼在古城中心。古城内大马路和上海淮海路差不多，要穿到小街小巷里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风景。
   
   如果气温不太低，giggs建议可以在南正门城墙上租自行车绕西安城骑一圈，然后在城墙上看落日；骑车绕一圈一个多小时。古城墙北面是旧工业遗迹，比较破旧；南正门复原的比较好，还可以看到瓮城。
   
   
2. 秦俑博物馆全年开放，售票时间为早8:30~晚17:00，门票价格65元/人。参观须遵守相关规定；不可摄像，不可使用闪光灯拍照，不可使用三脚架；不可触摸文物。秦俑博物馆友谊餐厅位于博物馆西北角“来谷楼”内。咨询电话：(029) 81399001
   
   从西安火车站出发，可选乘“游5专线”（306路）公交汽车，或915路、914路公交车，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站下车（在临潼区境内），全程约35公里（约20英里），需时一小时左右。或直接坐出租车前往即可。
   
   唐代华清池离秦俑博物馆甚近，可去可不去。
   
   
3. 华山距咸阳机场138公里（约86英里），高速公路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到达华山，大致路线从西安市东北角的华清路出发上西潼高速公路，依次经过渭南市（参见汉陵调查，可见于卫星图）和华阴市至玉泉院华山脚下。
   
   华山索道冬春季（11―3月）运行时间为9:00－16:00 ，在玉泉院以东2公里的黄甫峪，有一条长7.66公里的水泥公路至瓦庙沟，从瓦庙沟可以乘索道直接上北峰，只需七八分钟。索道全长1500多米，相对高度达到七百多米，穿行在绝壁峡谷之间。
   
   门票淡季为50元/人，上山饮食花费约每天60元/人；如果坐缆车上山，进山公路专线环保汽车往返20元/人，单程10元/人；华山北峰索道：往返110元/人，单程60元/人。租车基本价每日300元左右。
   

（4）气温：全年气温一月份最低，平均：-0.5℃~1.3℃；湿度较低。

（5）画外：西安有其他旅游景点，推荐度不高，罗列于此。

1. 法门寺，佛庙一个，避之不及。
2. 骊山秦陵，据giggs说无趣；秦宫，项羽不是早就一把火烧掉了吗？
3. 华清池离秦俑不远，貌似是一个温泉。
4. 乾陵，高宗武后的陵，唐代遗迹。
5. 炎帝黄帝陵，随便划一块地方，就说是炎黄陵；史书不载，我所不信。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北10公里处，西汉十一座帝陵均在今西安、咸阳附近，如下图所示，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在西安东南白鹿原上，其他九座均在渭河以北咸阳原上。

 
 

杨伯峻老先生的《论语译注》相当得好，有拼音，解释翻译都折中得比较恰当，不妄解，不曲美。

（1）“管仲之器小哉！”

《论语》里大致有分散的两处写到孔子评论管仲，《八佾》里面这次是大概是批评管仲的奢侈和僭越，杨注把这里的“器”翻译作“器量”，不过么，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并不是现代汉语里所谓“器量狭小”的意思了，或者说用器量狭小来翻译这句话不是很合适。

引用一下先，这个“器”的意思应该是如同《汉书.薛宣传》赞里说的“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诚有极也。”里面的“器”一个意思。薛宣任左冯翊时才干出众，不过后来做了丞相不称其职，所谓“器诚有极也”，就是说他的“器”只够做一个地方长官，不够做丞相。

孔子的“管仲之器小哉”应该是同样的用法，管仲富国强兵，确实说明他有辅佐齐桓公成霸业的“器”，但你看看他的奢侈和僭越，就知道他不是王佐之“器”了。这才是孔子想表达的意思吧。不过很可能古汉语里的“器量”就有上面说的这个意思。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俗话说不定就如此演变而来的：“器”-> “器量”-> “肚量”-> 能容人 -> 能撑船

另外是在《宪问》里有连续两章谈论管仲的，在这里孔子给予了管仲高度评价，“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这就是管仲的“仁”，虽然这个“仁”是加引号的，不过也算是很高的赞扬了。

（2）“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是《子张》里的一段子夏的门人和子张的对话，谈论的是如果和人交往的问题。前面子张说了一大堆，引述的这句话，前半句这句好解，我同意杨注，意思是“我难道是大贤吗？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即我不是什么大贤，没什么资格不容忍别人。

后半句，杨注的翻译大概是“我难道不贤吗？别人要拒绝我，我怎么可以拒绝别人呢”，我就不是很同意了。这样翻译出来的好像不make sense，请原谅我冒一句洋文，反正意思不通。

要我翻译，大概是这样的：“我难道不贤吗？如果一个人连我都要拒绝，那他还怎么去拒绝其他人？”意即，我还是比较贤的一个人嘛，连我都拒了，那要接受别人恐怕有困难（大多数人还不如我呢）。

此文回复xiaoxiao所问——

“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仿佛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片断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其发生必有其必然性。所谓魏晋之后无古典，然而唐之繁华宋之清丽，满清之夷狄，乃至那10年之荒诞残酷，都仿佛是历史之必然，也交错造就了今日的民族人格。 我想我的问题是，除了学术的或形而上的意义之外，你觉得追溯中华文化之根基，修补那跟细如游丝般的历史经脉，有什么实用主义上的意义呢？ 近的比如深刻检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我觉得意义非凡，因为这段历史揭示了中国人性最黑暗愚昧的部分，不检讨不研究，无法得前车之鉴。那么再远古的记忆呢？所谓礼乐？所谓传统？”

想过之后我仍然觉得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觉得有其必然性的‘实用主义意义’，所谓“行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我个人对古典的兴趣也是出于兼傲慢与偏见而有之的附庸风雅而已，大概是不能给出什么真正有见地的看法，随便说说，故如题。

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的时候，大概除了典籍和礼乐之外，就是一些和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方面，诸如衣冠服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之类。从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如何如何、到司马光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如何用之于家国如何，圣贤们自然总是更乐于谈论典籍和礼乐的好处，而那些和衣食住行相关的传统则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谈论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意义或者说用处的时候，二者也应该会表现得很不一样。

前者，典籍和礼乐的用处，貌似比较抽象，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从中讨现钱现货的样子，其作用只能说是潜移默化的。旧时典籍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暂不谈史书和纯文学著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经和子都是先秦诸子的学说，有时候也认为包括少数汉初的著作。大学里一次听郝柏林的讲座提到先秦哲学，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童年时代的智慧”，其实这话是没错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其价值。固然，相比于支撑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法制等成熟而复杂的学科体系而言，先秦哲学确实显得极为朴素，对于解决具体的科技、经济、法制问题往往无能为力，所以说发展现代科学是不容动摇的前进方向，人类千百年来在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毋庸说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和把握远远超越了古希腊时代或者先秦时代的先哲的水平，即使是今日一个足够勤奋聪明的物理系研究生也都比爱因斯坦能更好地理解广义相对论，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确实一直在取得进步，其他学科诸如经济、法律也是一样的；然而关于人心的智慧，不同于知识，我们取得进步的步伐却异常缓慢，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而很少能吸取教训。先秦哲学中有一部分诸如商君、管子等人的刑名法术之学、富国强兵之术，或许因为囿于时政而逐步被更成熟精密的现代经济学和法制所代替，不过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却源于其对个人生活态度的关注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很早以前看到一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孔子、一个老子”，或许可以等价地用harmonia的话表述为“每个中国人都有过入世和出世的心”，除去细节这句话简直已经朴素到了没有任何信息量的程度，不过事实上关于人心的智慧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如此朴素的，而我们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诠释和实践也只需保持在朴素的水平上，在面临困惑的时候，可以仰仗它给我们的光明，身处如今这个年代我们很需要类似信仰一样的东西，而儒家思想辅之以老庄哲学是很合适的选择，当然咯、共产主义基督教之类也是不错的搭配，呵呵。我一直深以孔子的“子不语”和老子的“天地不仁”为荣，中国的先哲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不惑于此，其境界与西方宗教何啻宵壤。此外，相比于子书，史书的事件量庞大得多，读起来比较有趣味，而且很能激发人的志气，北宋苏舜钦以《汉书》下酒的典故可谓千古佳谈；集部的书多为文学作品，是否爱好文学敏感地依赖于个人气质，故而并不见其特别的实用主义意义。

hd对我说：“文化太高深了不利于普及，你看西方人一个个拿一本圣经就可以做为处事的准则了，不需要什么文化功底。圣经虽然不薄，但是很通俗，而且基督教的最经典的核心其实就里面的四书。”诚然，即使历经熔裁，宗教始终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而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老庄哲学，观其文字都不像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我以为幸而这两家的代表作《论语》和《道德经》都很简短，推广普及至让每个人都能看懂是一件原则上可行的事情，至于如何让它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成为空气一样无色无形而又呼吸相通的存在，如同《圣经》在西方世界中的角色，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则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漫长过程。

如果说典籍能够调节人的心性，那么礼仪就是在配合制约人的行为，就跟七不规范一样。只是我很不了解“礼”的具体内容，无法多谈论其意义或用处。小至日常礼节，比如古人自称用名以表示谦虚，称呼别人用字以表示尊重；大至于婚丧大礼，“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虽然这些看上去只是形式，却不失为一种自我提醒或者暗示，我因为“礼”的制约而以某种特定方式说话做事的时候，就会被提醒到这种约束所表达的内涵，久而久之“随心所欲不逾矩”，显然形式与内涵的融合需要时间。礼仪是与时俱进之物，汉初叔孙通制订礼法被司马光讥为“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司马光的言论未免有些迂腐，适应时代需要而对礼仪有所损益，三代且不相袭，更何况汉初，更何况今日。但是传统礼仪，包括先秦时代的三部礼经和后世的一些著作（旧时朝鲜人貌似很喜欢《朱子家礼》），不失为可用的蓝本作为改易的基础，删繁就简、去芜存菁。不过话说回来，咳咳，礼仪得以实现有赖于上行下效，当代也不是不提倡礼仪，虽然有七不规范，只不过小孩子看到大人不按秩序排队，自己也不会去做；婚丧之礼奢靡喧闹成风，没有强有力的表率，也不能指望它一夜之间变得庄严肃穆。在基本素质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至于一队中国游客在华尔街骑到金牛雕像上拍照，像我这样谈论改造旧礼也同样是迂腐之论。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传承古代中国的典籍和礼仪，而不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或者其它比如基督教，那只能说这也是多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没有非选择这一条路不可的必然性；也许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人自己故而先人的总结也许更适合我们历千年沉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仅此而已。不过，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很悠久，各种各样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嫌贫爱富都有很多先例，我还是很怀疑今日眼下的民族性格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久远的过去，我总觉得不至于太久，五六十年、至多不过一两百年足以将其彻底重塑，如你提到的那短短十年也足以移风易俗。但反过来，这也是我喜欢‘景帝纪赞’的理由，这段话让我看得到希望，时常口诵之：

“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恢复传统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些微妙的联系，而民族主义可以驾驭并利用但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恰当运用的话可以增强凝聚力，自有妙用。

后者，与衣食住行相关的传统文化，倒是很值得发掘其商业价值，是可以讨现钱现货的。不管如今这个年代复兴汉服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追求，诸如《左传》里那句“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只要汉服的制作精美到一定的程度，又经过适当的改良，自然而然会有人乐于购买，尤其是女装礼服，其对于发展促进刺绣工艺也不无益处，搞活经济，丰富商品；别的不说，仅从《十二国记》这样的作品和数不清的系列《三国志》游戏就可以看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加之以创新，辅之以过硬的技术手段，创造商业价值，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伟大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blablabla都是完全可能而且获益良多的，hohoho...，只是创新是关键，照搬继承没有前途；发展技术工艺也很重要，因为这些是抽象的传统文化的具象载体。另外诸如提倡庆祝传统节日，也可以作为刺激消费的一种手段，这和其他方式都不冲突，何乐而不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供广大人民群众饫甘餍美之余，休闲放松一下，图个乐子，仅此而已。中国人对吃一直很热衷，我对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赘言至此而止，大概是不能解释你的困惑，不妨说说你的看法。

                                                         “自古中华帝者都，只今回曩涕空双；
                                                            山川不是陵为谷，风景殊非河异江；
                                                            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丧；
                                                            夜来僧舍愁无寐，月满空庭雨打窗。”  ——《燕行录》

上面抄录的是满清时朝鲜使者到中国朝见清帝时写的一首诗，韵律虽不严谨，不过读到“万代衣冠终泯灭”，泪欲出。

明清之世，每年正月、冬至、贺岁、和皇帝生日几个时间，朝鲜使者都会到北京朝贺，《燕行录》是他们在中国出差时写的日记、散文和诗歌。现存的《燕行录》共有一百零六册，日本和韩国各自保存了一部分，据说其中对中国的观察记录极为仔细，我觉得一定、一定、一定要把这部书找来完整地读一下。

古代中国王朝似乎历来认为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中，最接近自己的就是朝鲜；而《贡职图》中朝鲜官员的衣冠也都很像明朝的，这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明和朝鲜的良好关系不仅来源于政治上的臣服，更源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

可是，当朝鲜使者出使满清的时候，他们沿路看到的都是梳着辫子、穿着满服的人，他们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一国的人显然已经变成夷狄了，他们穿的都是夷狄的衣服嘛。

据说《燕行录》中有上百处这样的描写，朝鲜使者到了中国，总要故意问汉族人：“你看我们穿的衣服怎么样？”这些穿着满服的汉人就会比较惭愧，朝鲜使者很刁钻地追问，汉人就只好尴尬地回答说：“这是前朝的衣冠。”朝鲜使者又问：“那你们怎么不穿了呢？”汉人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遵时尔。”然后朝鲜使者这时候就会特别自豪，自豪的背后是鄙夷。朝鲜使者注意到了三种人还在穿戴汉族服饰：其一，戏台上的优伶，“大汉衣冠，尽成场戏之装”；其二，妇女；其三，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使者。

读至此，我泪不能止。真想把写那首诗的朝鲜使者从故纸堆中揪出来，大声对他喊：“我们已经不穿满人的衣服了，我们已经不梳辫子了！”。我想就算真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对他这样说，也早已泣不成声了。

满服毕竟已成过去，而《燕行录》中关于礼乐的描述却让我深感余毒至今未尽。第一，丧礼用乐；朝鲜人看到中国人的丧礼，一路上吹吹打打，非常生气，（这样的场面即使今时今日大家都应该见过），不合旧礼，丧礼既应该寄托人的哀思，怎么可以吹打？第二，关庙佛庙兴隆，比文庙还要辉煌；满清入关之前就很崇拜关公，朝鲜人写到这是因为夷狄主政，不能坚持正统的缘故。第三点是关于“男女无别”，女主人坐在车里，男仆在前面赶车，居然可以回头和女主人聊天；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好像没什么，很好很和谐，男女大防并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东西；不过能从中看出的一点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确乎清朝的普通民众对于男女之别没有十分严格的限制，而我们忘记了明代的普通中国人的行为举止是什么样的了。

回到我的标题，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们失去了民族的记忆。我从小在镇上看到一路吹打的丧礼，也参加了数不清的喧闹的婚宴，竟也一直以为中国人从久远的过去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完全无法知道这些让我觉得繁华热闹到不堪的礼乐真的是我们的传统吗？我说不出来，我忘记了，忘记了啊！！满清三百年之长治久安，三百年啊，我怎么可能记得住它三百年？

康熙五十六年，一个叫高时彦的朝鲜人在给通文馆冽泉楼写序的时候，写了很长的一段话：“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委巷之贱，莫不知尊周之为重，以血诚服事皇明数百年。至龙蛇之变，受神皇再造之恩，浃人骨髓。一自沧桑变易，陵谷贸迁之后，华夏文明之地，变为腥秽之区，数千里箕封山河，亦带牛后之耻。义人志士，掩抑悲伤，低回慷慨，常抱朱夫子所谓含怨忍痛四字于肠中者多矣。”为什么满清立国两百余年后，朝鲜人还在祭祀明太祖洪武、万历和崇祯？他们为什么怀念明？即使今天的中国人都觉得有些阴晦的明，真的是那么阴晦的吗？难道不就像那喧闹的丧礼一样，只是我们患了失忆症，根本记不起来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也完全记不起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华夷变态》是一部日本人的书，是日本港口长崎保存的关于中国清初的记录。书名顾名思义，明清之间，中国从衣冠、音乐，到礼仪都已经夷化，“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此书中有一些记载与《燕行录》惊人的类似，比如关于日本人盘问一个意外漂流到长崎之外的日本海岸的中国南京人关于衣冠服饰辫子的事情，“贵邦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

三百年太久，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可以改掉，但形式终究是次要的，一些真正值得宝贵的记忆却真的失落了，连一个清晰的梦都不能给我。

其实想到这一层，就不必为今日之韩国和日本的某些态度而困惑甚至恼火，反倒应该感谢他们为中国继承了文明。早在明亡之时，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华大地上还号称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群人早就和他们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基础，《燕行录》和《华夷变态》充斥其中的对满清中国的鄙夷由之已久，即使很不情愿，我也更相信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更好地继承了中华文化，正如继承发扬了古希腊文明的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诸国，而不是今时今日靠几个破石头庙招揽游客的希腊。近年来韩国人的一些做法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为什么他们过去愿意承认殷商的箕子是他们的祖先，如今却耍出许多花样来？当我们再次面对那些满清时盘问汉人的朝鲜使者的时候，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在谈论痛惜印度和埃及这些古国中断了的文明的同时，怎么不想想中华文明不也是同样在满人手中气若游丝吗？如果中、日、朝韩真的有过一段共同的过去的话，那也是基于汉唐明时代的共同观念和文化，六朝之后无古典，明以后无中国。

可笑者，总还有些人津津乐道于西藏新疆等地的开拓归功于那些扎着辫子的人，事实上这些地方到现在都不安宁，麻烦不断，难道不就是因为缺乏文化认同的原因吗？那些地皮现在显得宝贵，用处多多，到手的好处自然不会轻易松手，那么大块的土地，干点儿什么不好，但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文兼回harmonia的留言评论，难道失却了传承就这样算了吗？民之生于斯时何其不幸也。不幸之中唯一的幸运今日我们还算丰衣足食，仓廪实须知礼节，为什么就不能去努力找回那失却了的传统？我们至少有文字的记录，还有韩国和日本这样的“活化石”，如果不甘心像希腊和埃及那样靠着不知道哪辈的祖宗留下来的几块砖招摇卖钱，就应该去找回那失落的回忆。《周礼》这本书很奇特，列于十三经，不过其实只有一部分是周代的旧文，大多数还是汉代人理想的产物，但汉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既能够务实地继承秦制发展生产，同时也非常执着地追寻着远古的理想，这两者并不矛盾，古人能做到，如果我们真的是华夏子孙，也应该做得到。

我想以《十二国记》中高里要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冗长而又似是而非的日志：“我被生田老师批评了，他说不要光凭着想象画画。但是，这不是想象，好像一画这个，我就有种能回想起什么的感觉，但是试着去想的时候，会有一种十分令人怀念的感觉，那里，我好像曾经十分幸福，甚至让我感到伤感般的怀念，而且有一种我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感觉，一个重要的誓约......而我把它丢失了。”

新近日月光华中国古典名著版征斑竹，有了些触动。想想真是悲哀，《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家言，其实不过是近五百年上下敷衍成书，流布于市井之间，传述于妇孺之口，以假语村言而久承古典之誉。“噫！施耐庵岂足法哉？”

孰不知，六朝之后无古典～

唐宋诗词不可谓不瑰丽，不过绳之以“古典”，其实还是勉强。“三唐奥穾，未有不胎息于六朝者”，唐代有谚语云“文选烂，秀才半”。唐代诗歌形式上的简单易读并不意味着起创作的基础同样简单，相反那基础很可能正是繁富的六朝文学，为它积累了辞藻、开阔了意境，唐人缘饰以格律、一番改头换面之后，“薙繁冗而絜是弋”，说到底是一种厚积薄发的产物。之所以说它不能称得上古典，就因为它不足以作为一种典范，想通过读唐诗来学做诗，恐怕是看似捷径而实则歧路。这只是我的开场白。

现代的中国，依旧美丽，但好像有些不知所措，是迷失？还是困惑？有时候真是怠于指责三百年前入关的那群人和一百年前从海上来的那群人，反正原也不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反正～六朝之后无古典！

欣喜地听说端午、中秋、重阳被定为法定假日，虽然无缘去亲身感受，但就像是看到了一种向民族记忆的久远深处的生活方式的回归，遵循着节气调整衣食、人间烟火和自然贴得很近。

但我们毕竟是迷失了，好像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路，如何去调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传说中的传统，说它是传说，因为我们早已失去了关于传统的记忆，早在三百年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大礼时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所以啊，我们还没有必要担心如何去调和它们，因为等待被调和的另一方、也就是那传说中的传统、根本还处在支离破碎、形神俱散的状态，而现代的科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接受、吸纳并为它增光添彩。

历史学家说，汉承秦制。是这样没错，汉代的建立者们一方面很务实地继承了秦王朝先进的制度、但一方面又毫不买账地宣称自己继承的是周德。这没有关系，智慧和知识是两码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我们一往无前走向现代文明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同时，完全可以互不干扰地并行着寻求传统生活的智慧和艺术。余好孩子前几天说：先秦时代，确实是我们民族知识的童年，但并不是智慧的童年，是智慧的成年。

嗯，大概是有道理的。

觉远和尚临终时在篝火前默念的九阳真经，被三个人听到，少林寺得其高，郭襄峨嵋得其博，张三丰得其纯。

传统虽然濒于泯灭，但好在先贤们一直都勤恳地做着书面记录，至少我们可以缅怀，览炎汉之余烈。如果因为迷失了的传统而困惑，我想能给我们拨冗指明的应该那句“得其纯”。